作者：曹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8月20日開始，河南防汛預警信息滾動發布，有備而來，內容詳盡，令人在揪心牽掛中多了些從容不迫，明顯不同于一個月前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中那個局促可怕的“特大災情中心”和伴生次生的“輿情風暴中心”。盡管仍處在災后重建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壓力之下，國務院調查組（8月2日宣布成立）進駐動員會（8月20日召開）當天表達的決心和河南省的堅定表態，都沒有回避應急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

風險社會、信息社會，疊加的系統性風險與迭代的整體性演進之間，形成巨大張力和空前挑戰。大自然大災大疫的“極限施壓”與全球范圍的“極限增長”貼身相隨，警示并預示著系統性應對風險挑戰的能力必須全面提升、全面響應。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治理現代化、應急現代化的大背景、大命題。

對災情報道、應急報道的總結，對危機傳播、應急傳播的反思，既是河南水災、鄭州內澇的初步復盤，也是應對未來種種災害災難、危機風險的長久之計。問責追責、譴責自責也好，表彰總結、尋找英雄也好，都不能取代體系建設和能力提升。這是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必須面對的大環境、大目標。

應急傳播體系的構建、應急傳播能力的提升，絕不是媒體融合的內循環、自行擴展的單循環，必須上升到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層面，必須融入應急管理現代化體系、應急管理信息化能力的系統升級之中，采取系統集成、協作共享、整體搭建、全面融合的理念和機制。這是媒體融合發展的大方向、大格局。

現代風險社會的系統性風險，需要系統性應對和整體性防范，需要應急傳播體系的完整搭建、應急傳播能力的系統升級

風險會積聚疊加、集中顯露、擴散傳導、連鎖聯動、演變升級。《習近平關于防范風險挑戰、應對突發事件論述摘編》（2020年版）中反復提到各種風險變化，以及各種矛盾風險挑戰源、各類矛盾風險挑戰點的相互交織、相互作用。

其中提到的風險包含兩個方面。風險以及風險防范中的風險危機，應急以及應急管理中的應激反應，交織交錯又會帶來一連串新問題。復盤鄭州突降暴雨到河南水災蔓延的信息鏈，是從7月18日到7月21日，還是從7月17日到7月23日，官方和媒體報道的口徑都不夠統一，這可以解釋為前者重點指鄭州災情，后者涉及河南全省受災影響。7月21日的鄭州暴雨輿論波峰，隨著災情波及全省，朝著兩方面蔓延，一是鄭州周邊的新鄉、衛輝、安陽等重災區以及蓄儲洪區的保與救，傳言謠言影響救災；二是鄭州市地鐵、隧道和醫院中的悲劇事故和人員傷亡引發關注。隨之而來的地鐵口七日祭情緒表達，民間救助、企業捐助和市民自助中引發的各種話題，溢出了水災應對專業范圍，甚至淹沒了救災應急主要焦點。

這有兩方面的教訓。一方面是極為罕見的極端災害，另一方面是應急救援、應急管理和應急傳播倉促之間難以迅速形成合力，連帶的災難事故，次生的災害、次生的輿情超出了既定的預案和預判。應急救援的管理體系中雖然有對應急信息發布的設計和考慮，但往往只是把媒體當成信息發布時的渠道之一，在預警預判預報的決策實施過程中，媒體機構是被排斥在外的。媒體努力參與、主動作為的應急報道，包括災情報道、突發事件報道、救援信息報道，此時因為未能納入應急管理體系中，而難以形成“合力”的一部分，甚至可能被認為是“添亂”。比如鄭州地鐵口七日祭的花圈擺放，媒體與當地管理者在處理與理解上、溝通與表達上，并沒有達成一致。即便是8月20日新一輪強降雨的應對預防，五條措施之一的“滾動發布信息”，表述仍僅限于“省內各媒體要加密頻次發布氣象預報和安全避險提示，提醒廣大群眾做好自我保護、自我避險”。這顯然忽視了媒體應急傳播在預警預報、救援救助、引導疏導等全過程融入體系的能力，低估了媒體應急傳播在動員解釋、溝通化解、互動反饋等環節發揮作用的能力。

應急管理現代化離不開信息化，信息化建設離不開媒介化治理。新的應急傳播在理念上需要達成新的共識，進而在運作機制的設計上找到切入點、結合點，從信源、平臺、渠道系統地導入融入，避免信息失聲、失真、失準、失靈、失效等種種問題。

現代信息社會的系統性集成分布，為整體安全觀和系統防范提供了充分條件，為應急傳播體系的搭建、應急傳播能力的提升提供了系統支持

積極推進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就要適應科技信息化發展大勢，以信息化推進應急管理現代化。中共中央政治局2019年11月29日就我國應急管理體系和能力建設進行第十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強調了信息化、系統性、現代化。

同樣是在201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25日就全媒體時代和媒體融合發展在人民日報社舉行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媒體不斷發展，出現了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

全程、全息、全員、全效，用在應急管理、應急傳播上，也十分貼切，理應成為應急傳播體系搭建、應急傳播能力提升的方向和目標。單一的應對措施、單一的應急報道，不足以面對風險的叢生并發、連環激發，需要從應對單一災種向綜合減災轉變，從減少災害損失向減輕災害風險轉變。從鄭州暴雨到河南水災，相關的信息發布、災情報道，顯得力不從心，信息渠道零碎不全、傳播平臺散亂不一的問題隨之凸顯。可以明顯看到，新的需求變化之下，不再是單一的災情、單一的需求，也不再滿足于單一的響應和單一的報道。

信息鏈條不完整，信息傳導不到位，就是沒有做到全程、全息、全員、全效傳播，就是沒有達到全程、全息、全員、全效響應。鄭州“7·20”特大暴雨災害前氣象部門的四次暴雨紅色預警信號，到達決策層的效率、觸發應急響應的傳導力、市民的有效到達率，都令人扼腕嘆息。地鐵停運并不在紅色預警的預案必備配套措施之中，這不僅是預判決策的問題。沒有嵌入應急體系之中的應急報道，只能是被動的補救式響應、跟蹤式報道，能發揮的作用自然受限。被質疑的海綿城市、智慧城市問題，被質疑的傷亡人數官方統計問題，被質疑的企業捐贈和志愿者素質問題等，媒體的補臺式澄清難免缺乏應有的效力。關鍵的問題不在技術本身，而在應急體系、應急機制、應急理念的更新，痛點在于沒有打通，沒有統籌運用。

現代意義上的應急管理理念，還沒有完全建立，更沒有充分考慮到應急傳播問題。暨南大學2009年成立國內首個應急管理學院以來，全國高校已經有了30多個應急管理學院培養輸出專門人才。學科設計上文理兼修、專常兼備，唯獨沒有應急傳播方面的專門課程。不是沒有條件，而是相關的對策研究和政策建議還停留在輿情管控、媒體應對層面。

現代傳播格局中的全媒體體系、融媒體發展、新媒體形態，提供了媒介化治理的能力和能量，應急傳播體系搭建、應急傳播能力提升顯現雛形

在鄭州暴雨到河南水災的應急救援報道中，本地主流媒體、全國網絡媒體、各大網絡平臺，充分發揮各自的能力和特色，既是全力聲援的信息傳播力量，也是救助救援的信息接連通道。從中可見這些年來主流媒體融合發展、全媒體傳播格局建設的成效，也說明信息傳播體系具備獨特的應急防范功能，本身就是應急防范體系中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有機組成。

直觀能感受到的還有：政務新媒體、縣級融媒體在微博和微信上的正能量傳遞、民間力量動員、信息公開與積極互動、消解謠言與化解輿情，主流媒體深入災情現場和救援一線的真切報道，自媒體賬號的積極轉發和主動參與。

數字化救災模式中反映出應急傳播的新功能、新動向有：微信、QQ成為發布救援通知、定位共享、科普與辟謠的重要通道，高德地圖等上線暴雨信息互助通道、公布臨時安置點，抖音、快手在專題專欄上線求助咨詢和物資捐助入口。在斷電斷網地區，翼龍無人機定向覆蓋特定區域提供通信服務。另外，一名河南籍大學生在騰訊文檔上建立的在線協作文檔《待救援人員信息》，一天時間訪問超過250萬次、在線編輯記錄有2萬余次。便捷直達的信息通道眾多，信息發布空間更為廣泛，但是眾多“信息孤島”之間中轉匹配困難。

加快搭建應急傳播體系，系統提升應急傳播能力，需要納入應急管理現代化乃至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總議題之下，重點考慮從以下議題著手：如何建立科學權威的信息發布機制，如何建立精準高效的信息共享機制，如何建立及時到位的信息服務機制，如何解決應急管理與應急傳播脫節、錯位問題，如何提升媒體機構專常兼備、平戰結合的跳轉能力和實戰能力，如何在政府的主導下發揮媒體機構協同參與的應急傳播能力。理想的應急傳播體系，是政府、傳媒、公眾三者長期協同合作而形成的有機系統，政府主導、媒體傳播、公眾參與的命運共同體。加速融合發展的全媒體傳播體系，已經具備對接條件，能夠做好與應急管理體系的深度融合和共同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