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技術浪潮在席卷世界的同時，也將人類社會帶入一個嶄新的歷史拐點。在信息技術驅動下，以信息融通、開放為特征的萬物互聯的智慧時代將真正意義上到來，同時這種信息的開放和共享顛覆性地改變了原有的輿論生態和傳播環境，并給國際傳播工作的開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換言之，構建新型國際傳播體系已成為有效進行各項國際傳播工作的關鍵。

一、當前我國媒體融合的現狀及問題

對于正在驅動新一輪全球化的中國來說，建構一個能夠適應復雜國際輿論環境的國際傳播體系已經成為十分緊迫的任務，在融媒體時代下這項任務的完成必然要依托于媒體融合的不斷深化發展。

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引發了全社會傳播環境的巨大變化。在新媒體的沖擊下，傳統媒體陷入了由于入口價值逐漸喪失而導致輿論引導能力低下的困境?；诖?，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通過了《關于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將媒體融合從行業探索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反映了媒體融合的緊迫性。

一時間，媒體融合成為媒體行業最具熱度的詞匯。盡管近年來各個層級的媒體都進行相應的融合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總體上來看我國的媒體融合仍處在一種“聲音高而效果差”的困境里。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這是由于當前媒體融合建設仍存在以下突出問題：

(一)理念思維因循守舊

一直以來，我國的媒體融合都是基于傳統媒體思維進行的，通俗來說就是“傳統媒體+互聯網”。傳統媒體思維下，受眾調查往往只局限于少數受眾而非基于大數據，試想這種封閉生產系統下的產品如何能夠令廣大用戶喜聞樂見。同時，缺乏跨界思維也使得從線上到線下始終難以打通，業務鏈無法延長并實現價值最大化。面對日新月異的技術浪潮，提早布局更是無從談起。總之，在這種傳統媒體思維下，很難想象建設全媒體的緊迫任務該如何實現。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會在講話中多次重申要將理念、思路的改變置于首要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當下認為融媒體就是全媒體的人仍不在少數，各界對于媒體融合的認識仍然各不相同且認識模糊，這必然會影響媒體融合建設的高效有序推進。在筆者看來，媒體融合應當是一個過渡性階段，全媒體才是終極目標和最終形態。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的“推動媒體融合發展、建設全媒體”的要求即是此意。在這里，全媒體并非是指覆蓋各個渠道這種簡單的物理疊加，而是傳播的全時空、全息呈現、全鏈接、全效度，這個觀念的更新對于真正理解全媒體、推動媒體融合建設可謂至關重要。

(二)內容、服務相對短缺

在論及傳媒行業時，“內容為王”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回避的話題。換言之，優質的內容、服務永遠都是一個媒體得以持續發展的核心。在互聯網領域，一般將互聯網上半場稱為連接互聯網，下半場稱為價值互聯網。隨著價值互聯網的到來，“內容為王”這個傳媒業的真理應當被重新思考。

當下，內容、服務的質量仍然是決定行業能夠有序發展的關鍵。但是，無論你所生產的內容、服務擁有多么高的質量，如果用戶不能接收到它，它的價值自然大打折扣。套用廣告界的一句老話，“酒香也怕巷子深”。實際上，我們所說的內容服務相對短缺并不是說人們的媒體產品消費需求得不到滿足，而是指能夠有效實現價值轉化的有效內容、服務略顯匱乏。也就是說，能夠滿足多屏化、移動化、社交化以及場景智能化以上四個特征的產品相對短缺。

在互聯網下半場，有三個概念是內容、服務生產必須要關注的。首先是“垂直”，產品的垂直化程度越高，其到達用戶的精準度也就越理想。其次是“場景”。人們在不同場景下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圍繞用戶所處的場景去進行產品生產更易獲得用戶粘性。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是“智能”，基于數據和人工智能，我們才能實現對用戶需求的分析研判，進而提供有效的內容服務以實現價值。總之，在智慧全媒體生態下我們生產的產品一定是垂直化、場景化和智能化的。

(三)技術建設關注不足

信息時代下，技術不僅實現表達渠道的豐富多元、個體交往模式的重塑，同時也保障了多種主體話語權的實現。傳媒業的顛覆性變革也是由于技術的飛速發展所引發的。換言之，技術給人類帶來了無限的空間、機會和可能。但對于絕大多數處于媒體融合探索階段的傳統媒體而言，技術儲備的不足和技術支撐的缺乏是其不得不面對的苦澀現實。這種現實決定了這些組織必須依賴第三方公司所提供的技術外包服務，最典型代表就是新媒體客戶端交予軟件外包公司開發?？紤]到技術被視作互聯網產業的基因，對于技術的關注不足以及技術建設的遲滯自然是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的最大障礙。

當下傳統媒體對于技術建設關注程度不足的一個典型代表便是忽視數據中心的建設。傳統媒體一直以來都將內容資源視如珍寶，但在今天這種觀點似乎略顯片面。的確，內容作為一種上游資源的重要性無須贅述。但當內容無法實現與下游資源即用戶的準確對接時，其價值將難以實現。大數據時代下，只有依托數據進行研判分析才能真正實現產品的有效傳播，這也是奈飛(Netflix)所生產的劇集廣受人們喜愛的原因。通過沉淀用戶的數據資源，媒體可以有效地針對用戶進行畫像，并據此實現各種價值轉化。

總之，媒體融合推進的第一要務便是建設技術中心，這個技術中心所配套的系統應具備大數據、云計算、高平臺生產、多渠道分發這四項基本能力。

(四)體制機制改革滯后

長期以來，復雜的利益分配格局導致了傳統媒體的生產、運營和管理大多仍是按照媒體類型的條塊式分割來進行，這種情況下不僅機構內部的信息內容無法實現共享，技術系統之間的分散更是無法達到理想的聚合效應。這種內部的人力、資金資源分散的現象實質上仍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模式。習總書記多次強調真正的媒體融合不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要實現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化學融合。毫無疑問，這種與“融合為一”基本思路相悖的“各自為戰”方式自然無法釋放出更大的價值。

因此，傳統媒體內部的組織必須進行重構，不能再按照原有的如廣播、電視、報紙等媒體屬性建構，而是應當采用項目制或稱項目事業部制，即按照用戶、服務來設置二級機構。在該制度下，每個事業部都負責一個領域，針對固定用戶群組，同時實現內容、服務的線上線下打通以及全鏈條覆蓋。這就不僅涉及內容生產部門，還需要技術部門和運營部門的打通、融合。

在某種意義上，中央廣播電視總臺的組建正印證了舊有的體制機制無法適應當下的時代要求。這一舉措在向社會展示國家推進媒體融合決心的同時，也為傳統媒體突破轉型困境提供了可參照的模板，即在智慧全媒體思維的指導下，通過重塑結構、再造流程、聚合平臺，實現向以全媒體業務架構和企業化管理體制為標志的主流傳媒集團的轉型。

二、建設智慧全媒體的實現路徑

當下，我國傳統媒體的融合已經轉向縱深發展，變革也開始觸及到利益交錯的核心區域。我們所要做的，就是順應趨勢、踩準節奏，在技術、資本的雙重驅動下維持內容的繁榮，探尋邁向智慧全媒體生態的實現路徑。

(一)創新理念思維，引導媒體融合

理念思維的創新是變革的先導，無法突破僵化的思維理念，建設全媒體的目標就難以實現。這也是為何習總書記一再強調要求各級干部要主動適應互聯網的要求，以及推進融合變革要以理念思路創新為基礎的深層原因。

在萬物互聯的今天，只是在互聯網思維、移動互聯網思維下推進媒體融合和建設全媒體已然不能夠滿足時代需要，想要切實有效地構建智慧全媒體生態，就要在全媒體思維下進一步推進。那么如何理解全媒體思維下的未來媒體呢?在筆者看來，通過媒體融合建設成的未來媒體應當是以場景化、智能化為中心，同時包括四個要素，即以用戶數據為核心，多元產品為基礎，多個終端為平臺，深度服務為延伸，業態創新為重點的全新的開放、共享、智能化的生態系統。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用戶呈現出了明顯的變化趨勢，移動化、社交化、多屏化成為其全新的特征。在全媒體思維下，用戶被置于優先地位，媒體的內容、服務完全基于用戶當時所處的時空。換言之，用戶的需求可以被全時全效地探測并給予滿足。具體來說，在全媒體思維引導下，媒體可以實現傳播者依托感知技能技術去判定特定狀態下受眾的狀態和需求，并通過運算智能與大數據分析技術來決定推送何種內容，實現傳播內容的精準定制，從而避免陷入“對空講話”的困境。

(二)優化業態供給，加速媒體融合

一直以來，我國的媒體融合實踐存在一個誤區，即盲目進行內容層面的擴張。當下，旗下大小網站十幾個、兩微一端加起來上百個的傳統媒體不在少數。但縱覽之后我們會發現，在這看似豐富的渠道和平臺上充斥著大量的雷同、相似、低俗的內容。用戶長期面對如此粗放、單一、混亂的內容生態，他們對于傳統媒體失去興趣也就理所當然了。

想要順利推進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建成全媒體，擁有一個健康、有序的內容生態必不可少，而這一目標的實現則有賴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學會“做減法”，即對低效的欄目等產品進行縮減、整合和改造，將節省下來的資源向移動、多屏和跨屏轉化，俗話說“好鋼用在刀刃上”就是這個道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對產品進行細分化，從而實現用戶價值的深度挖掘和轉化。

學會做“減法”并不意味著放棄“加法”。對于媒體來說，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優質內容、服務依然是聚合用戶的寶貴入口，仍然需要加大研發和生產力度。新時代下，“加法”被賦予了全新的內涵。當下，如果只是大批量去研發單一產品，必然會導致資源的浪費。正確的做法應當是一次創意、多種生產、多次傳播，不斷延長其產業鏈。換言之，一個好的創意要實現全媒體產品化、全產業鏈。具體來說，對于好創意，就要從頂層進行設計，然后統一立項規劃、研發、共享資源、同步發行、協同推廣，進而實現資源匯聚和跨界運營。

(三)推動技術升級，驅動媒體融合

互聯網下半場的到來使得傳播渠道、平臺大量增加，它們所提供的內容、服務更是浩如煙海。試問在如此激烈的競爭環境中只依靠實現簡單告知功能又如何能夠生存下去?真正能夠為人們所喜聞樂見的產品必然是強互動、強體驗式的，而這類產品則必須依托技術系統的搭建及持續升級。筆者認為，當前的技術系統應當能夠實現以下幾項功能，即資源配置一體化，整合聚集多媒體內容，內容生產統一平臺，多渠道內容分發，多終端精準推送，全程智能協同運行。

2019年1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運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作為技術驅動、技術導向的媒體融合，技術無疑是其內在基因。當前世界正在進入以信息革命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新時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將在一段時間內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動能。因此，想要深化媒體融合，必須要通過信息革命的最新成果來實現傳播技術的顛覆性改造和升級，同時將5G、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前沿信息技術應用于媒體運行的整個過程之中，真正實現服務的全員范圍覆蓋、全息效果呈現、全天候延伸。

(四)變革模式體制，保障媒體融合

作為傳統主流媒體“四力”提升的舉措，媒體融合在具體實踐中“向何種方向融合”是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基于此，通過推進媒體縱深融合從而構建智慧全媒體生態的建設模式必然要立足頂層設計，只有這樣才能夠堅持正確的政治立場、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換言之，全媒體建設應當是從國家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安全角度進行統籌規劃、整體設計的“一把手工程”。實際上，“一把手工程”可以有效解決長期困擾我國全媒體建設的兩大問題。

首先，“一把手工程”模式有助于破除長期以來體制機制的束縛，將媒體融合落到實處。過去的媒體融合探索往往由于缺乏配套政策、缺乏財政支持、利益分配沖突、觀念陳舊等因素而導致我國的各級傳統主流媒體的媒體融合工作存在許多問題，例如平臺建設缺位，未能實現政務、商務和服務資源的平臺整合，未能實現上下游打通、左右鏈條貫通。其次，“一把手工程”作為自上而下的建設模式，自然能夠讓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資源都協調、匯聚于全媒體建設工作，從而實現全媒體建設順利進行。更為重要的是，頂層設計可以依據法律法規實現臺網、報網統一標準管理，同樣的評估、監管體系有助于塑造一個更加公平合理、合法競爭、健康有序的網絡空間，為主流媒體推進深度融合、建設智慧全媒體保駕護航。

三、媒體融合對于國際傳播的助推作用

(一)推動輿論格局重構變遷，提供話語權力實現空間

百余年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在其硬實力的支持下構建了以西方敘事理念為主體的國際傳媒格局及秩序，掌握著全球信息流動的制高點。隨著信息技術尤其是移動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原本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以傳統媒體為核心所建立的世界輿論格局面臨著劇烈沖擊。

隨著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來和全球多極化局面的形成，整個世界無疑將會進入新的發展、變革和調整時期。在某種意義上，在技術、資本、政策多元驅動下不斷推進的媒體融合與世界范圍內政治經濟的轉型形成了耦合，這也使得當下世界輿論格局重構的過程愈加復雜。一時間，加大對于新媒體平臺傳播的各項投入，構建媒體融合時代的輿論影響力進而實現新一輪的話語權力爭奪成為不同國家所選擇的一致路徑。

近年來，中國的綜合國力實現了快速增長并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此硬實力的支撐下中國更應該把握輿論格局變遷和重構的歷史機遇，在互聯網環境下以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參與到世界信息與傳播新秩序的探索中，尋求信息時代話語權力的實現。

(二)完善社會現代治理體系，夯實國際傳播根本基礎

信息時代的到來使得全社會得以享受更為多元的發展利好，但同時也必須面對與之相應的日益復雜的輿情挑戰。實際上，如果僅僅將媒體融合放置于行業發展的視角下進行分析，自然無法真正理解其作為國家戰略地位的根本原因。想要真正理解習總書記所不斷強調的媒體融合緊迫性，以及為何將其稱為一場全面深刻的社會變革，就要突破視野的局限，從社會現代治理體系完善的角度入手。

實際上，在技術、市場和政策的多元驅動下，媒體融合作為完善社會現代治理體系的有效抓手的價值開始凸顯。國家通過推進媒體融合、建設全媒體來優化各層級治理，進而重新掌握輿論場主動權和主導權，無論是對于維護整個社會秩序的安定和還是意識形態的安全都至關重要。

一直以來，我們的國際傳播都旨在實現講好中國故事，那么中國故事究竟該如何才算講好?在筆者看來，中國故事是基于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國家治理得好，中國故事就能更好地講述。換言之，國家或者社會治理體系現代化是建構中國故事的基石。作為一個國家的制度理想和制度安排能力的現實呈現和集中體現，社會治理體系的完善足以證明制度安排能力的合理，從而在制度理想即價值觀層面得到人們的肯定，產生更為持久、深刻的傳播效果及影響。古語云，“壹切治理，威名遠聞”，即是此意。

(三)順應傳播生態發展趨勢，助力傳播效果擴大升級

毫無疑問，以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進一步打破了人類傳播的時空局限，顛覆性地改變了人類舊有傳播生態，也必將對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產生巨大影響。實際上，媒體融合的縱深發展效果已然凸顯于我國的軟實力建設，尤其是新型國際傳播體系的建設方面，具體包括國際傳播理念的迭代升級、國際傳播方式的優化創新、國際傳播主體的豐富多元。

首先，媒體融合促進國際傳播理念的迭代升級主要體現在強化了對于移動傳播的重視，這恰好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有關“移動互聯網已經成為信息傳播主渠道”的正確論斷。

其次，媒體融合的發展使得輿情監測、大數據技術日益成熟，更好地研判、細分不同受眾的接受習慣與需求的“精準化”傳播方式成為了可能，進而在傳播方式上實現“陳情”與“說理”相結合，避免國際傳播的“對空講話”，讓更具溫度、更有情感的中國故事為國際社會所認同。

最后，媒體融合的推進帶來了媒介系統開放性的不斷增加，參與國際傳播的主體也日益豐富多元。在民間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參與下，我國國際傳播中所存在的語言和文化障礙得以有效消解在頻繁的日常互動中，從而真正實現“民心相通”。